要问陈著的现代精神或曰现代性是通过何种方式得以表达，我想，主要反映在他的史学观念和学术精神之中。《柳如是别传》是寅恪先生晚年最重要的著述，是为明末清初一代奇女子“洗烦冤”的著作。我曾说这是一部“借传修史”的典范，其学术意义远不是写一部通史所可比并。正是这部著作，作者的现代史学观念和学术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姑举一例。传主河东君与钱牧斋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六月在茸城结缡，当时河东君24岁，钱牧斋60岁。越三年，1644年，清兵攻入北京，有“甲申之变”，南明弘光政权旋即成立，钱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钱柳很风光地从常熟老家赶到南京任所。但次年就是“乙酉之变”，强悍的清兵在多铎率领下打到了南京城下。这时，深明大义的柳如是提出与钱牧斋一起死节，钱牧斋怯懦不肯施行。于是河东君只身投水，又被钱牧斋拉住不得脱身。这是钱柳故事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野史稗乘记载甚多。最后，钱牧斋还是和王觉斯（即王铎，清代大书法家）等三十一位南明官员共同献城投降。按清廷的规定，文武降官连同他们的夫人一律要到北京去候旨发落。钱牧斋乖乖地去了（“随例北迁”），河东君却不肯同行，一个人留守南京（“独留白下”），不久又回到常熟。寅恪先生在考订了这些史实之后，发为感慨说：“即此一端，足以愧杀诸命妇矣。”

不过当钱牧斋滞留燕都期间，河东君曾有与一郑姓或陈姓男子有私情之事，已闹得沸沸扬扬，致使钱牧斋的公子孙爱告到官府，杖杀相关之男性方才了事。第二年钱氏告病归南，不仅不责怪河东君，反而写诗为之辩护：“人以苍蝇污白璧，天将市虎试朱颜。衣朱曳绮留都女，羞杀当年翟茀班。”翟茀指王铎的眷属，意谓她们在柳如是的气节面前，足可愧死。另据一些野史笔记所载，钱牧斋还为此事把自己的儿子大骂了一顿，说：“国破君亡，士大夫尚不能全节，乃以不能守身责一女子也？”此语一出，据说“闻者莫不掩口而笑”。而在此前，江南早有“老王八”“小王八”之谣，“老王八”指的就是钱牧斋。但也有人持不同流俗的看法，例如《荷牐丛谈》的作者就认为钱氏所说是“平而恕”之论。

寅恪先生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请看他下面的论说：

牧斋骂孙爱之原书，今不可见。依活埋庵道人所引，则深合希腊之逻辑。蒙叟精于内典，必通佛教因明之学，但于此不立圣言量，尤堪钦服。依明州野史玺翁所述，则一扫南宋以来贞节仅限于妇女一方面之谬说。自刘宋山阴公主后，无此合情合理之论。林氏乃极诋牧斋之人，然独许蒙叟此言为平恕，亦可见钱氏之论，实犁然有当于人心也。（参见《柳如是别传》第五章，869至87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钱牧斋在男女情事上的雅量，自有常人未可望其项背处，置诸今天，也不单是“思想解放”一语所能概括。“活埋庵道人”即指的是《荷牐丛谈》的作者，也就是“明州野史玺翁”，名字叫林玺的人，寅恪先生认为这个人的见解不循孔门圣说，颇切合事体情理，值得给予肯定，并征引西典逻辑之学加以佐证。还指出其说对破除南宋以来用道学束缚女性的不合理戒律所起的作用。盖宋儒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伦理教条，只约束妇女，而宽大男性，寅恪先生认为这是十足的谬说。

这个例证，映现出寅恪先生的不拘成说的史学观念，实具有极强烈的现代性。

实际上寅恪先生的整个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都属于现代的范畴。他从13岁留学日本，前后有十多年的时间四海游学，西学修养和西学训练自不待言。只不过他的西学根底已全部融入己身的学养之中，是水中之盐，而不是眼中之沙，因而文本著述中，如不仔细留意，很难发现多少裸露在外的蛛丝马迹。这使得不明底里的阅读者，只看到陈学之“旧”，而忽略了“旧”中之新。

曾有朋友问我，陈著中难道真的就没有西方学术理念的任何痕迹？有还是有的，不过确实很少。例如他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写的审查报告，其中提到史学家的一个目标，是要根据遗存的历史残余碎片，来窥测及重建当时的“全部结构”，这“结构”二字，明显受了西方结构主义史学派别的影响，中国传统学问历来没有“结构”一词。还有比较语言学，也是寅恪先生特别喜爱的学科，几篇文章中都曾谈到过，他的精通多种异域文字，亦是建构比较语言学的必要准备。

要之陈寅恪先生自是现代学者，应无异议。何止《柳如是别传》，陈著中蕴涵现代文化生命律动的例证触处皆是，限于篇幅，兹不具论。